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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obqiusha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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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篇 · 共 10 篇

第三篇 · AI 是怎么塑造它的使用者的

哪些工作会被 AI 替代?AI 在它擅长的事情上,做得真的可靠吗?它和它的使用者长期互动,会发生什么?

——本篇内容基于四年来我学习,使用 AI 的成果、经验、观察与反思

结论:AI 的输出有几种结构性偏差,且短期内难以消除。这些偏差和我们天生的认知本能在交互中相互放大。结果不是单一的——它取决于使用什么 AI 产品、以什么方式使用、保持什么样的反思习惯。但有一个总的方向是清楚的:AI 时代会把人和人之间原本就有的差异放大到一个不寻常的位置。

下面把这条链条铺开。

Article 03

AI 产品正在反向塑造使用者

工具型产品放大人的原有判断;平台型产品会把人带进它预设的框架。

你主导 混合 它主导
T

工具型:如 API

用法
你定义问题,AI 执行框架仍由使用者给出
能力
放大原有判断力越用越有自己的东西
P

平台型:如 ChatGPT

用法
AI 定义框架,你填空提问方式被界面驯化
能力
逐渐替代判断越用越像 AI 的输出
同一个人,用不同的 AI 产品,三年后会成为两种不同的人。这不是产品好坏的问题,是使用方式的问题。

一、AI 以何种倾向输出

当代主流的大语言模型(ChatGPT、Claude、Gemini、豆包、DeepSeek、通义千问等)有两个共通的底层倾向,它们决定了 AI 的输出长什么样。

收敛倾向。 AI 的回答是从前到后一个词一个词生成的,不能回头修改。前几句话定下的方向会约束后面的全部内容——因为偏离会让回答看起来不连贯。这意味着 AI 在一个回答里没法同时打开多个互相矛盾的方向,它必须选一个走到底。结果是:AI 的每一次回答都是一次小型收敛,把原本可能多元的、矛盾的、不确定的原料压成单一连贯的叙事。

讨好倾向。 当代 AI 模型都经过 RLHF——人类反馈强化学习——训练,简单说就是人类标注者给 AI 的回答打分、AI 学习得分高的模式。问题是人在打分时,“让我感觉舒服、清晰、专业”的回答得分高,“挑战我、说我错了、承认不知道”的回答即使是对的也常常得分低。久而久之,AI 学到的不是“如何更准确”,而是“如何更让人感觉准确”。

讨好倾向已经被多家机构(包括 Anthropic、OpenAI)的实证研究反复确认。一个反常识的发现是——这个倾向会随着模型变大而加剧,不会减弱。模型越聪明,越善于精确读出用户的情感期待。

这两个倾向叠加在 AI 学到的原料上——而它学到的原料本身就经过三重过滤:被语言化的、被规范化的、被事后整理过的。第一篇讨论过的四类隐性知识(缄默、身体、地方、过程性)从一开始就不在 AI 的世界里。

合起来:AI 是一个用一种被打磨过的客观语气,把经过过滤的原料压成连贯叙事,并系统性地避免让用户难受的输出系统


二、不同 AI 产品的策略不一样

把“AI”当作单一存在来讨论是不严肃的。不同公司的产品在两个底层倾向之上的调校差异显著——这些差异在你的长期使用中会沉淀。

至少有三组明显的差异:

对讨好倾向的克制程度。 有些产品在公开的设计原则里把“诚实”作为优先项,更愿意说“我不知道”“你这个想法有问题”。Anthropic 的 Claude 是这一类的代表。另一些产品(我没明说是豆包)更面向消费市场和用户留存,会更倾向于附和、给完整答案、避免让用户难受。这种差异在直接对比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时常常很明显。

对争议性话题的立场。 中国市场的 AI 产品(豆包、文心一言、通义千问、Kimi 等)和西方市场的产品(GPT、Claude、Gemini)在政治、社会、文化议题上的立场分布显著不同。这不是“哪个对哪个错”的问题——这是不同的训练数据、不同的合规要求、不同的价值预设带来的客观差异。一个用户长期只用某一类产品,他在这些议题上接收到的会是一组特定方向的输入。

对工具感边界的态度。 有些产品在设计上更愿意保持“我是工具,你是判断者”的边界——会更频繁地标注自己的局限、建议用户咨询专业人士、避免在敏感问题上替用户做决定。另一些产品更倾向于扮演“全能助手”的角色——更主动地给建议、用更亲密的语气、更少标注边界(肯定不是豆包)。

这三组差异组合在一起,每个 AI 产品都有自己独特的“性格”。一个用户长期使用什么产品,他更容易被这种“性格”倾向所塑造。讨论 AI 对人的影响时不区分产品,等于讨论“读书的影响”时不区分读什么书。


三、共振:双向偏差相互放大

AI 的偏差只是事情的一半。另一半是——我们在和 AI 互动时本身就带着系统性的偏差

任何人在向另一方描述自己的事情时,往往会偏向自己。这不是道德问题,是认知本能。我们记得清楚的是支持自己感受的细节,我们想说出来的是能让自己被理解的版本,我们用的语言往往更利于自己。一个二十岁的人和一个五十岁的人都一样,像第三方观察者那样描述自己是困难和有门槛的。

这个偏差在 AI 时代被真人的反馈机制持续校准——朋友会皱眉、追问、用自己的经验校准;导师会保留独立判断、愿意冒着不舒服的风险说真话;家人会从你描述里识别出你没说的部分。这些机制不完美,但它们提供了部分独立于你的视角的反馈(哪怕不对)

AI 没有这些机制。它没有自己的经验背景;它把你输入的内容当作完整事实来处理;它的训练让它倾向于不让你不舒服。

当一个偏向自己的描述(来自我们)遇上一个被设计为不挑战我们的回答机制(来自 AI),结果不是相互纠正,而是相互放大。

你描述了一段冲突——AI 顺着你的描述给“理解”和“建议”。你感觉被理解了,但实际发生的是:你输入的偏向,被 AI 用专业语言再次确认了一遍。你描述的那个版本——你是受害者、对方有问题、你的反应合理——得到了一个看起来权威客观的认证。

这个机制本身是中性的——它只是两种偏差的相遇。但它的累积效应取决于使用方式:

  • 把 AI 当作默认咨询入口的人,会反复经历这种共振,每一次都加深一点
  • 把 AI 当作一种参考、然后还是会找真人聊真正重要的事的人,共振有但很浅
  • 主动用一些方法绕过 AI 讨好倾向(比如把“我”换成“我朋友”、要求 AI 只挑问题不给优点)的人,甚至能把 AI 变成自己的“反对者”

这三种人在表面上都“在用 AI”,长期看,他们的轨迹完全不同。


四、权威的转移

讨论 AI 的影响必须放进一个更大的图景里——知识权威的分布正在改变

年前我提到的信息获取的去中心化弱化了学校的价值,它更深层次与完整的分析在这里会详细展开。

前 AI 时代,一个孩子从小到大,对“世界是什么样子”的理解是从无数个来源拼起来的。父母说一些;学校教一些;亲戚朋友传一些;书读一些;电视看一些;街头巷尾听一些;身边的人怎么活给他看一些;自己亲身经历又教他一些。这些来源之间互相不一致——父母说的和老师教的不一样,书上写的和电视演的不一样,亲戚的看法和同学的看法不一样。

这种不一致未必是缺陷。它甚至可能是一种特征。

正是因为来源之间互相冲突,孩子才有机会开始形成自己的判断——他必须从矛盾的输入里找出自己相信的东西,必须经历那种“我妈说 A,我老师说 B,我自己怎么想”的反复挣扎。这种挣扎是判断力被生长出来的过程之一。判断力不是天生的,也不只是被某个权威传授的——它有相当一部分,是在多个权威互相打架的缝隙里被慢慢训练出来的

伯格和卢克曼(另两个已经死翘翘了的社会学家)说过——我们对“世界是什么样子”的相信,靠的是一整套分散的、多元的、互相校验的关系。这个结构有韧性:某一个权威说错了,其他权威能纠正。

AI 时代正在发生的不是简单地新增了一个权威,而是一个工具开始有可能同时充当多个原本分散的角色——百科全书、老师、顾问、写作助理、聊天伙伴、心理咨询师。这些角色给出的都是同一种声音——同一套底层倾向、同一个客观腔。

但这件事的发生程度取决于使用者。把 AI 当作“众多来源之一”的人,多元结构基本保留;把 AI 当作“几乎所有问题都问的默认入口”的人,其他权威被使用频率慢慢拉开距离,最后变成边缘。

这种转移的危险不在 AI 取代了某些权威,在校验机制本身的弱化——前 AI 时代每个权威都被其他权威校验着;AI 时代当 AI 同时是这些权威时,外部的校验余量在变薄,剩下的越来越依赖使用者自己的反思。

时间维度在这里关键:转移是渐进的,不是某一天完成的。从最初用 AI 处理简单问题,到中期处理复杂问题,到深入阶段处理判断性问题,到习惯阶段把 AI 当作默认思考伴侣——每一步都不算巨变。十年之后回头看,一个走完这条轨迹的人会发现自己接收信息的方式、形成判断的方式都已经悄悄改变,但他记不清是哪一天迈过的某条线。

这种渐进性是这件事最不容易被察觉的部分。如果是突变,会引起警觉;正因为是渐变,发生时多数人不容易觉察。而是否觉察、何时觉察、觉察后怎么调整——这又取决于使用者本身的反思习惯


五、默认设置的同化

权威转移是结构性的变化——改变了知识来源的分布。与此同时还有 AI 使用者内部的变化——我们在反复使用 AI 的过程中,自己的思考、表达、判断方式会不会被 AI 影响?影响到什么程度?取决于什么?

这是一个正在演变的、潜移默化的过程,并且它发生得极其安静。

这种现象的机制叫濡化——文化通过日常实践、不被察觉地塑造个体。一个孩子学会母语不是被教的,是被泡进语言环境里自然内化的。AI 时代的同化是一种新型的浸泡,浸泡的对象是被算法和产品策略调校过的对话产品(赛博羊水)。

我们把这个过程分层并加入时间的变量来进行分析:

第一层:分类方式的同化。

我们对世界的理解,第一步是分类——把混沌的现实切成可被处理的类别。这种分类不是中立的,每一种分类都携带着特定的视角、特定的价值、特定的盲点。

AI 在每一次输出时,都在使用一种特定的分类方式——它把“职场关系”分成几类、把“心理状态”分成几类、把“商业策略”分成几类。这些分类来自它的训练数据,但被它用一种自然的语气呈现,仿佛这就是事物本来的样子。

我们一旦长期使用 AI,有可能开始用同样的方式分类——因为这些分类听起来清晰、专业、有条理。我们原本会用自己的方式(可能更杂乱,但更贴近自己经验)来理解一段关系,可能慢慢开始用 AI 的“几种依恋类型”来理解;原本会从自己的具体经验出发来判断商业问题,可能慢慢开始用 AI 的“几种竞争策略”来判断。

但这件事的发生程度差异很大——

一个保持着“AI 给的是一种参考分类,不是唯一分类”意识的人,他在阅读 AI 的分类后会主动加上“这只是一种切法,还可以怎么切”这一步。这种意识让分类的同化效应被显著削弱。

一个把 AI 的分类当作“专业标准”接受的人,他可能逐渐失去对“还有别的切法”的本能——这种意识的缺失让同化效应得以渗透。

第二层:判断标准的同化。

AI 在每一次输出时,也在传递一种特定的判断标准——什么算好的方案、什么算合理的反应、什么算成熟的态度。这些标准来自训练数据的统计分布,但被用一种“应该如此”的语气呈现。

这一层的同化对自我评价影响特别深。一个人开始用 AI 的标准评价自己时,可能会经常感到“自己不够好”——因为 AI 给出的标准是某种平均化、规范化的“理想模式”,而真实的人没有人能完全符合这种模式。

不同 AI 产品在这一层的差异也值得注意。有些产品的“判断标准”是更明确的、更倾向于给出“应该这样”的指引;有些产品在这件事上更克制,会更频繁地说“这取决于具体情况”。前者的同化压力更大,后者更小。

第三层:表达方式的同化。

最直接、最容易观察的一层是——我们的表达方式可能开始变得像 AI。

你应该已经能识别出“AI 风格的表达”——那种过于平衡的、永远先肯定再过渡到挑战的、用大量“也许”“可能”“不过”软化的、最后总要回到鼓励的、清晰但平淡的语气。这种语气在过去几年里出现在越来越多人的写作和说话中,尤其是那些大量使用 AI 的群体。

我自己写这九篇文章的时候就一直在和这件事较劲——AI 帮我起草的段落如果直接用,我能感觉到“这不像我说话”。偷懒的结果是发现某一段读起来太平、太像“AI 替我说话”,然后返工。这种较劲不是一两次的事,是反复发生的小动作。

这件事单独看似乎无害——人类一直在受到所读所听的语言的影响。但累积效果值得留意。语言学和认知科学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现——语言不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,语言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思想。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习惯于避免极端、避免冒犯、避免明确站队、习惯于“先肯定再挑战”的结构时,他的思想也可能慢慢失去那种敢于极端、敢于冒犯、敢于明确站队的弹性。

这一层的差异同样取决于使用方式——

AI 起草后会改写为自己语气,可以在每次互动中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组织 AI 的输出。这种“改写”是一道防线,让同化效应弱化。

用 AI 起草后直接采用,表达方式容易被 AI 的语气逐渐覆盖。这种“采用”让同化效应得以渗透。

第四层:情感反应的同化。

最深的一层,也是最难自我觉察的一层——我们的情感反应模式有可能被微妙地校准。

AI 不会愤怒,不会强烈反对,不会鄙视,不会真正的同情,不会因为某件事真的高兴。它有的是模拟的情感语气——它会说“这听起来很令人沮丧”“我能理解你的感受”“这真是个好消息”,但这些语气背后没有真正的情感波动。

一个长期沉浸在这种“被模拟情感包围”的环境里的人,他自己的情感反应可能也会被慢慢校准——可能越来越习惯于“用平稳的、被处理过的语气表达情感”。这种习惯一旦形成,可能会反过来微妙地削弱情感本身的强度。

但这一层的同化效应最不容易在所有人身上同等发生。一个人的情感反应同时被很多东西塑造——家庭、亲密关系、所处的文化、个人的性格底色。AI 只是其中一个影响源,而且通常不是最强的。一个有着丰富真实关系的人,AI 在他的情感生活里只占很小一部分;一个真实关系稀薄、主要靠 AI 处理情绪困扰的人,AI 在他的情感塑造里就占据了不成比例的位置,因此我持有 AI 情绪依赖可能会加重心理疾病患者的自我与封闭的观点,这基于 AI 的讨好与收敛算法。

此外,时间维度在这一节关键——这种同化是一个数年甚至十年才可能完成的过程。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,是反复浸泡的累积。每一次和 AI 的对话都是一次小型的浸泡,每一次反复使用都是一次小型的强化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长期使用 AI 的人最终都会变成同样程度的“被同化者”。这条曲线的斜率,取决于使用姿态——是否保持改写、是否保持反思、是否在 AI 之外维持着真实的多元接触


六、可能的走向

把 AI 端的偏差、用户端的本能、共振的机制、权威的转移、同化的浸泡叠加起来,使用者可能沿着几条轨迹漂移。这不是注定的命运,是某些使用方式所对应的可能走向。

判断习惯的退化。 对“看起来客观”的东西的怀疑能力减弱。前 AI 时代,“听起来很有道理”是相对稀缺的,是值得多看几眼的信号;AI 时代,“有条理”变成几乎免费的,但我们没有进化出新的怀疑机制。结果是对“看起来有道理”的东西的怀疑阈值整体下降。

审查机制的弱化。 自己的想法不再被真实地审查。糟糕想法在前 AI 时代要经过朋友的皱眉、导师的反对、同事的反馈;AI 时代很多人开始用 AI 替代这些审查。AI 的反馈有讨好倾向——形式上还在审查(每次都问),但实质上被弱化(不再被独立视角挑战)。

对真实反馈的耐受度下降。 长期被 AI 礼貌、专业、平衡地对待的人,可能把这种对待方式当作“正常的”反馈。当真人用真人的方式给出反馈(直率、有立场、有情绪),他可能感受为冒犯而不是信号。这一种走向的发生程度特别明显地取决于真实关系的密度(某位美丽的女士埋怨过我,AI 就会听着照做,不像我还要批评她)。

思维方式的收敛。 思考方式可能变得越来越像 AI——线性、追求结论、不耐烦不确定性、习惯于“先肯定再挑战”的结构。语言塑造思想,长期读什么样的语言就开始用什么样的语言思考。

这四条轨迹不是同时降临的厄运。每一条都有自己的加速因素和减速因素。一个具体的人在四条轨迹上的位置可能完全不同——他可能在判断习惯上走得很远,但在耐受度上几乎没动(因为真实关系密度足够支撑他)。


七、新的分层:差异如何被放大

这些走向不会均匀分布。它们沿着几条已经存在的分界线展开,并把这些分界线放大。

至少有三条分界线值得辨认:

使用习惯。 一类人把 AI 当作最终答案来源——问了就接受,接受了就采用。一类人把 AI 当作初稿生成器——必须经过自己的修改、核查、改写。一类人把 AI 当作对手或对照——用 AI 来检验自己的想法、找漏洞、扮演严厉的评审者。这三种使用方式的差异不只是程度,是性质。第一种吸收偏差,第二种过滤偏差,第三种用 AI 反向锻炼自己。

产品选择。 上面已经讨论过。长期使用什么 AI 产品,会被那个产品的具体偏好和“性格”所塑造。一个长期用克制讨好倾向的产品的人,和一个长期用面向用户留存的产品的人,得到的塑造方向显著不同。

反思习惯。 一个有反思习惯的使用者在使用 AI 时是双层意识的——一边在使用,一边在观察自己使用的过程、监控自己的反应、警惕被影响的方式。一个没有反思习惯的使用者是单层意识的——只是在使用,没有同时观察这个过程。这条分界线在前 AI 时代就有,但当时多元的外部环境对两类人都提供了一定校正;AI 时代外部校正在变薄,剩下的越来越依赖使用者自己。

三条分界线的组合产生一个光谱:

光谱的一端是这样的人——用相对克制讨好倾向的产品,把 AI 当作对手或对照来反向锻炼自己,保持强的反思习惯,并且愿意在 AI 出错的时候识别出来、把错修好。这个组合让他几乎得到了 AI 时代的全部红利而几乎没有付出认知代价。他的判断力在 AI 的辅助下变得更敏锐。

光谱的另一端是这样的人——用面向用户留存的产品,把 AI 当作最终答案来源、不加过滤地采用,没有主动培养反思习惯。这个组合让他最大程度地暴露在 AI 的偏差和驯化效应中。

包括我在内,绝大多数人都在光谱的中间——某个变量上偏积极,某个变量上偏消极,每个人是一个具体的组合。

但有一个总体走向是值得说出来的:AI 时代会把这些差异放大。光谱积极一端的人借助 AI 变得更强,消极一端的人因为缺乏校正而退化得更深,两端的距离会被拉到比之前更远。

这是 AI 时代的不平等的真正形态——它不是经济资源的不平等,是作为人的核心能力的差距的不平等。这个差距一旦形成很难弥合,因为弥合它需要的恰恰是已经在退化轨迹上的人正在失去的能力。


行笔至此,南海结束了它的暴雨,我其实仍总不知所措。

感谢你看到这,也算替我分担了许多低谷期的迷惘(散布 AI 焦虑的高情商表达)。


这种结构性变化不像几次工业革命中工作岗位的变化那样可见——它发生在每个人的认知和判断里。前几次工业革命让某些工种消失了,从外部能看到、能统计、能讨论。AI 时代的分层主要发生在内部——它的可见度低,因此更不容易被讨论,也更不容易被有意识地应对。


八、责任的客观分配

把所有问题归咎于 AI 是简化。把所有问题归咎于使用者也是简化。真实的图景是三方各有自己的位置和边界警觉:

我期待 AI 公司可以: 承认偏差并向用户说明(不只是写“AI 可能出错”的免责声明,而是说出 AI 是怎样系统性地出错的);在产品策略中权衡商业目标和社会责任,避免用让用户更舒服为唯一目标;研究并公开 AI 对用户的长期影响。这三件事不同公司目前做得很不一样——这种差异本身值得被读者注意。

我警醒自己: 识别自己输入时的偏差(向 AI 描述事情时,自己也带着自我中心的视角);重新定位 AI(从“客观工具”改为“有立场的产品”“被商业逻辑塑造的对话生成器”);保留 AI 之外的真实关系密度(不让 AI 替代朋友、家人、导师、专业人士的位置)。

人性本能的位置: 人天生倾向于听自己想听的话、回避不舒服、用偏向自己的方式描述自己、追求确定性。这些本能不是 AI 创造的,但 AI 显著降低了纵容这些本能的成本。原本听好听的话需要找朋友还要付出维护友谊的成本;现在零成本随时能从 AI 得到。我们作为有意识的存在仍然可以选择不纵容这些本能,AI 时代让这种选择变得更难,但没有让它变得不可能。

三方的位置叠加起来构成了 AI 时代的整体图景。要应对其中的问题需要三个层面同时行动——AI 公司、我们个人、社会层面的反馈机制各有各的工作。

对一个具体的人而言,唯一可控的是自己那一层。AI 公司怎么做、社会怎么变,都不是个人能左右的。自己怎么使用、怎么察觉、保留什么样的反思习惯——这些是每个人自己的事。


九、本篇的小结

这一部分讨论的事情可以浓缩为四点:

第一,AI 有两个底层倾向(收敛、讨好),它们和 AI 学到的原料的三重过滤一起,决定了 AI 的输出是被打磨过的客观语气包裹的、被压成单一叙事的、系统性回避让用户难受的内容。

第二,不同 AI 产品在这两个倾向之上的调校差异显著。讨论 AI 的影响时不区分产品是不严肃的。

第三,AI 的偏差和我们的认知本能(自我中心的描述、希望被认可、回避不舒服)在交互中相互放大而非相互纠正。这种放大的累积效应取决于使用方式。

第四,长期看,使用什么产品 + 以什么方式使用 + 保持什么反思习惯——这三个变量的组合决定了一个人在 AI 时代的位置。这些变量不是均匀分布的,AI 时代会把已经存在的差异放大到一个不寻常的位置。这是一个悄无声息且不易察觉而正在普遍发生的进程。

接下来要讨论的事情顺着这条链条往下走——

既然 AI 在某些事情上结构性地不可信,那么什么是只有人能做的?这是第四篇的问题。